第五章 庚午新制（上） (第1/3页)

    汉启明五年七月到八月，刘羡在走完了三辞三让的流程，正式称帝之后，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新一轮的改制，因为这一年乃是庚午年，故而史称庚午新制。

    刘羡是年已三十九岁，这正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黄金时期。在这个年纪，曹操还在兖州与吕布争霸，刘备也不过拿到衣带诏逃离许昌，孙权则是向曹丕俯首称臣，而刘羡却已经坐拥半壁江山称帝。放眼过往的所有历史，能与他比较功业的，恐怕只有秦始皇嬴政与光武帝刘秀了。

    如果是旁人获得这样的功业，大概会感到志得意满，但刘羡并非如此。自小的经历让他永远处于一种警惕的状态，这种警惕并非是针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，而是针对于这个时代。他深知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或者说，其实是一个形同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。

    过去的一切崩塌后，曹魏与司马晋两朝的结局无不说明，军事的功业不过是一时的，若是在政治上不能搭建起一个全新的框架，就算自己最后统一了天下，也会随即亡于内乱。因此，军事上的成功固然重要，但若不能在政治上有大的变革，像吴起、商鞅那般触及筋骨，最终也只会与晋室一般昙花一现。

    尤其是在夺取荆、扬二州之后，此地被东吴统治数十年，是士族根基最深厚的区域，刘羡虽然在两年内将其鲸吞，但治理的难度远非巴蜀可比。因此，在称帝之前的大半年时间内，他都在与卢志等人做改制的准备。

    卢志与刘羡的想法完全一致，但他私下里并没有先对刘羡说改制的内容，而是先分析改制的难处。

    那还是在启明四年秋天的一个深夜，淮南战事还尚未结束，而刘羡在新修的兰台中，点着烛火与卢志一同翻阅《韩非子》，并谈论古往今来变法的要点，卢志便如此说：

    “殿下，自古以来，最难者莫过于变法改制。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为私考虑，忠和孝之间，大部份人肯定是舍忠取孝。就好比曹操窃汉，司马懿窃魏，其子当然是支持其父而忤逆君主。而国家立法度，便是要去私存公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要得罪世上的大部分人。”

    “但若是存私去公，人人都只想着自己，那就会像现在这般，又像当年春秋末时，各国相互征伐不断，大族自相残杀，天下一刻也不得安宁。”

    “为何会如此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君王也有自己的私心。如果君王为了自己的私心变法改制，而要求全天下的人大公无私，那不就是让天下人做君王的私产与鱼肉吗？那天子就是暴君与独夫，天下人岂能心甘情愿？”

    “因此，人们常常无视君主的武力与权威，叱骂变法的君主为桀纣之君，也攻讦主持变法的大臣，说他是逢迎君主的佞臣和小人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哪怕是周公姬旦这样的贤臣，也会有流言推波助澜，哪怕是诸葛亮这样的宰辅，也与法正有宽严之议。甚至如糜芳、士仁之叛，也有可能是国内严刑执法，将其逼反的缘故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陛下，变法改制有两难。一是要坚持改制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，又有多大的诱惑，哪怕激起叛乱，都要始终坚持推行下去，不能朝令夕改。否则臣子会轻视法制，更轻视君主的权威。”

    “二便是要尽可能做到大公无私，处事公正，若是君主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天下人便不会心服。臣子们便有了犯上作乱的借口，甚至可能联合起来，明目张胆地进行所谓兵谏。”

    “这两难说来简单，但实际上极难做到，非圣王雄主不能为之，还请我王三思。”

    刘羡听到这里，难免想起和卢志初识时的谈话，那时反赵联军刚刚打赢黄桥大战，卢志为死去的将士立碑，然后与刘羡大谈所谓圣王之道，声称天下之所以不安宁，是缺少圣王，而所谓圣王，便是“以赤诚之心，守堂皇正道，怀万敌之勇，挥明义之剑，德披四海，光照亿民”的旷世君主。

    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刘羡当时虽欣赏卢志的作风，觉得两人是同道中人，但也认为此语有所夸大。但现在看来，卢志提倡的圣王理念，其实并不夸张，只是人们往往低估了改制的难度罢了。

    他自是知道卢志如此说的原因，他是在委婉地劝谏自己，千万不要认为改制比打仗容易，这是事关国家生死的大事，一旦推行下去，就绝没有反悔的可能，因此要用千万倍的小心谨慎来面对，若是不能做到，还不如一开始便不改制，至少还能得一时清净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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